《神秘作家师东兵》将要出版国内版本时，我的心情是什么呢？
       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：随便，说好说坏，这本来是一个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，多少年来愚蠢的人们总是要扭转这样的规律，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法，结果总是扮演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。与其那样，不如放开言论，让一切有兴趣的人们，包括朋友和对手，尽情发表各种议论吧。我认为，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而且我也认为，当一个作家得到社会认可的时候，他的作品连同本人就不应该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财富了，而且应该是属于社会的和读者的。不管他的作品正确与否，都应该有读者来评判，接收社会的检验和读者的评说。他们有权利来了解作家的一切，有权利评论作家的一切。离开了读者，作家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？正如政治家离开了群众和舆论，就是独裁和孤家寡人一样，凡是把人民当作贼来防范的领导人绝对不是人民的代表，而是见不得人的鬼物。凡是把读者的议论作为洪水猛兽的作家，一定有他自己的虚伪暗藏其中。
        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这样说过： “ 过去和将来，不管别人在新闻媒介上说我什么，我都不会告状打官司，除了在必要的时候保留说明真相的权利。 ” 我的出发点，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。
        此书的作者跟随我多年，掌握了我的许多材料。但是他在写作时，突然问我： “ 你的隐私可以写吗？ ”
        我一怔，想到了多年来一些人对我的攻击和诬蔑，包括一些这样那样的流言，这些东西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？作者说： “ 这些东西写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你自己呢。这样人们才更真实地认识你，知道你是怎样被人诬陷和攻击的，才能够给读者一个清楚的认识。 ” 既然他说得那样有理，就让他随便写去吧。于是我把保存了多年的我的各种对手整理的材料交给了作者，那里既有我的日记，也有各个时期别人整我时候的材料，那将是通过另外的渠道认识我的最好的途径。既然这些东西和我有关，那就让他们写去吧。一个人既然用自己的言行写下了历史，那就不要怕别人指着你的影子说三道四，只要有点影子，那就让人家说去吧。
        我写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时，得出一个结论：逆境是学习政治的最好老师，逆境是成材的摇篮，它造就的是强者，打垮的弱者。对我来说，又何况不是如此呢？
        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和听到这样的怪事：某些领导人、某些艺术大家或什么著名人物，都恐惧见作家或记者，他们总是对这些人有一种先天的偏见，好象他们会给他们带来灾祸。其实，他们完全错了！应该说，越是身居高位的领导人，越是象牙塔里的艺术大家，越是应该和作家或记者一类的人物交朋友，因为这些人就是他们和人民群众，他们和生活，保持密切联系的纽带和桥梁。他们作为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的媒介，往往可以反映读者和群众的意见、要求，这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。
        重新看我的朋友写我的这部作品，使我又回到了我的当年。当初这部书出香港版本的时候，我就把它作为我走过的一段路程来总结。这次国内的版本，我对原书中一些记忆有误的地方作了修正，对部分涉及我的诗词和言论的地方，根据日记作了补充和加工。这样更为准确地恢复了当年的原貌。同时，作品也补充了最近几年我的一些重要的活动。既然要写我的历史，我就希望写的更全面些，更准确些。如果是别人写我的作品，也可能我不会去进行什么审阅，但是是我的朋友写我，而且出版后肯定会和我联系在一起，我就有责任搞得更认真些。加上作者也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把关和加工。于是，我把一切评价性的语言和赞誉的词汇，统统删去了。这更能使作品成为一部文学色彩浓厚的纪实精品。
        这本书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所有的事实都是以当时的材料和原件为依据，没有任何的夸大和虚假。比如涉及一九七六年的清查和追反运动，那是最能代表制造师东兵冤案的历史背景。如果不把这两起重大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，后来的人们，特别是年青的读者就可能弄不清那些 “ 政治油子 ” 们何来那么大的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书中所引用的当时省委和地委领导人的讲话，就是根据原文引用，以后来中央和群众对他们的批判为根据的。这些事实无论如何不能篡改，所以我常常对作者说： “ 中国那段独特的历史，如实地写下来，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，不用你作任何的夸大和缩小。我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六年的两次坐监，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。一次是造反派砸碎所谓旧的公检法后，由造反派成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将我拘留的，坐了一个月零五天的监狱；另一次是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和逮捕江青、张春桥等人后，由公安局出面将我逮捕。严格地说，第一次是造反派将我抓捕，罪名是 “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” 的 “ 反革命 ” ，这里都有当时的材料和布告为政，绝非师东兵自命一贯正确；第二次分两步走，头一步利用悼念总理的所谓 “ 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” ，说我是 “ 邓小平的复辟势力 ” ，等华国锋逮捕江青等人后，又说我是 “ 四人帮的黑手 ” ，也是 “ 现行反革命 ” 。这里，也是有当时的材料、讲话、文件包括对我的平反文件为证的，策划者就是倾三江四海之水，也难洗刷掉白纸黑字的如山铁证。
        为什么我后来特别重视原始的书证和物证，认为这是恢复历史原貌的最好的说明，而不愿意轻信后来的说明、回忆和解释。就是因为当时的原件，最能说清问题和性质。所以，当作者采访我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些原件和复印件交给他，让他先从这里找我的影子，先从我的罪状中认识师东兵。多年来我受的攻击和陷害，使许多人至今不了解我的情况，有人愿意真实地还一个师东兵，我为什么不配合呢？
        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终身事业的我，深知每写一个字的艰难。所以，我对作者写我的东西，如果不是非常需要删改的，我都尽可能不动。如果需要修改的，我采取了删多少，再给他补充多少的原则。这也是我在生活中处事的一条原则，即宁叫天下人负我，我不负天下人。我以平等交往的态度对待一切愿意和我交往的人。这也是许多人和我接触一段时间后，愿意继续和加深友谊的原因。
        一个作家，总是希望读者能够喜欢看他的书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同时，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读者能够真正了解我，理解我。解除了对我的某些神秘后，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平头百姓。一个自认为自己还能不停地写书的作家。
        既然我同意别人写我和出版介绍我的书，我就希望让读者对我知道的更多一些。所以写了这些话，以此为序。